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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城市或区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

来源:www.hg07111.cc   作者:hg0088   日期:2018-10-22 09:45

    其次是理性和智慧。以上缴赋税为例。江南重赋自古已然,明人邱浚云:“江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大学衍义补》卷24)明代“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清代地丁银定额,江苏冠全国,苏州则冠江苏。苏州面积仅占江苏的5.99%,地丁银却占江苏之18.96%。(据《江南通志》卷69、78)。勤劳、聪明的苏州人并没有被重压压垮,人多地少,便精耕细作,创造了“苏常熟,天下足”的局面。农业不足以养生,便发展工商业,使苏州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区域,苏州人也过着相对富裕而又丰富多采的生活。
  再次是厚重、包容与精致。江南文化有二千多年传承的吴文化为根基,唯其厚重,故能包容,汇集了中西文化之大成。江南的精致,不仅在人民的生活上,传统时代的苏州手工艺、园林、戏曲,当代上海的制造业,都称誉于世。
  这些特点分别而论,其他地域或许也有,但综合起来,却是江南所独有。
  市场与文化是江南超越地域疆界的内在动力。从江南疆域演变的历史来看,由大(行政区划)而小(自然地理),再由小而大(市场与文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富有历史内在逻辑的过程。而今,一个以上海为龙头,长江为龙身的沪、江、浙、皖、赣的“新江南”正在崛起,挖掘江南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将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更大的贡献。上海发布了《关于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要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根源,上海则是江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江南文化的研究,挖掘其独特的精神特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社联合作推出“江南文化大家谈”专栏,细述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和当代价值。今天推出第二篇,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教授唐力行谈江南文化的内涵定义与地域范围演进。
  在古代诸多歌咏江南的诗词中,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传颂最为广泛。江南成了美丽、富饶的代名词,以至于远在边陲的绿洲水乡也被誉为“塞外江南”。白居易还特写了苏州与杭州这两座江南城市之美,这也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源头,同时大体给出了诗人心目中江南的地域范围。那么,江南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怎样来界定江南的地域范围?
  江南不是一个不变的、有着固定边界的地域概念
  以往对于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依据行政区划,一种是自然条件。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历史上最早以江南为地名的是唐朝贞观十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之一便是江南道,这是一个“大江南”的地理概念,囊括今天的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起川、贵,东至大海的广大地区,也即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了。历史上最迟称为“江南”的地名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安徽二省,当然也含有今天的上海,不过存在时间不长,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就正式分立为江苏、安徽两省了。
  另一种意见是以自然条件为依据,所据理论为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地域即河川流域。江南研究学者如李伯重、周振鹤等,将太湖作为江南河川流域的中心,认为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地区,就是江南。环太湖地区有水系相联,有着共同的经济特色。但是其范围究竟有多大,却是有分岐的:从苏、松、嘉、湖或苏、松、常、镇“四府说”到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绍、甬“十府说”。其中另有“五府说”“六府说”“七府说”“八府说”“九府说”等,均不出此范围,仅是排列组合不同而已。
  以上两种意见的范围有交叉重合也有相异之处,所不同的只是环太湖圆周范围之大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无论是行政地理还是自然地理上的江南,都不是一个不变的、有着固定边界的地域概念。二、无论是“四府说”还是“十府说”,最为中心的是苏州和松江,而居于松江府的上海,由吴淞江与太湖一水相连,始终居于江南的核心区。
  江南的中心何时移动到长江的门户上海?
  行政的江南与自然地理的江南外,还有市场的江南。施坚雅在提出河川流域作为自然地理划分标准的同时,还指出了河川流域是传统时代人员、物资交流的载体,因此一个河川流域也就是一个区域市场体系。最初意义的江南市场是与江南自然地理相重合的,是以太湖为中心,以太湖西部上游的荆溪、苕溪,东部入海的吴淞江、娄江、钱塘江等,加之贯通南北(镇江、杭州)的运河,共同组合为一个平原水网的区域市场。
  唐宋以前的江南地区,相对于北方而言,其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而到了唐宋时期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特别是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江南内部的沟通得到加强,今天长三角内部的一些重要城市如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都分布在这条运河岸旁。自唐代后期以来,江南的粮产品便源源不断地通过大运河向北方运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加强了江南内部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亦加大了当时江南地区接受北方先进文化辐射的力度。因此可以说,大运河的存在第一次奠定了江南地区内部网络联系的基础,同时也初步塑就了江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性格。
  到了宋代,江南经济文化已超越北方。明清时期更是到达了历史的高峰。如果说,此前沟通南北的运河在江南区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话,那么,到了明代中晚期以后,沟通东西部的长江所起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同时,海运在商业贸易中的作用亦得以凸显。16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华南、华北和长江沿岸的华中地区,形成了日益密切的市场网络,当时有天下四端之说:北有北京,南至佛山,东为苏州,西乃汉口。苏州则为四端之首,成为天下商贾云集的海内外贸易中心。苏州作为江南中心城市的时代,其对周边城市或区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而周边城市或区域则有着向中心聚集的内聚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超越崇山峻岭的疆界,徽州向苏州的整合。原来处于江南边缘的徽州,其自然地理与江南核心地区迥然不同:“徽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休宁县志》卷7《汪伟奏疏》)。 “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 (万历《歙志·货殖》)。徽州向苏州内聚的动力机制是生计。徽商向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进军,由青弋江北上芜湖进入长江,再由镇江入运河到苏州,或是由新安江到杭州入运河到苏州。苏州与徽州的互动,造成江南“无徽不成镇”的格局,徽商在江南的中心苏州以及江南市镇造成一个由坐贾、行商与海商所构成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又使苏州与徽州的、沿海平原与内地山区的互动,带动起江南与大海的互动,这个互动也就与16世纪形成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了,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破土而出,使16世纪以来的江南始终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长三角或者说“大江南”已初具雏型。
  ——超越长江天堑的疆界,南通向上海的整合。太平天国战争后,苏州遭到严重破坏,江南的中心移动到长江的门户上海。苏州成为上海的腹地。随着近代化进程的推进,机器大生产和金融业、海运业逐渐成为上海经济的命脉,上海的辐射力更为强大。居于长江北翼的南通,多沙地,盛产棉花。状元张謇在南通推行“新新世界的雏型”——“南通模式”的近代化实验时,首先便是发展棉纺织业,他充分注意到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在资金集聚、技术传播、人才荟萃、内外贸易渠道等方面所拥有的无可替代的优势,十分重视利用和发挥这些优势。大生纱厂建厂初期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农村,而技术骨干则主要招自上海;由于大生系统企业均与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直接促动张謇创办了南通与上海之间的近代航运企业,方便了两地的交通,为南通进一步融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要更好地理解江南,需要从文化上去理解
  以上主要是从地理疆域和市场形成的角度谈江南,而对于江南更为合适的内涵界定应该是从文化角度,文化江南有着更强大的张力。今天我们要更好地理解江南,需要从文化概念上去理解。因此,江南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迫切。
  “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是江南文化的一大特点。比如,南通区域现代化在形成了一个次级中心地后,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和渗透,并不断加强了与沿海中心地上海的联系,使两地在经济上成为一体,文化也相互联通。张謇在南通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即形成“乡里士夫”,人人奋起,各自效力于地方,为地方做几件实事,从而建立一个“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村落。这与苏州清末新政时期商人的市民公社以及上海商会自治是一脉相承的。而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中皆有源自于江南文化中的这种创新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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